“五四”精神的本质是批评与质疑（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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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NEWS.COM-- 2008年5月10日9:24:5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高一飞／这篇文章本应当写在“五四”之前的，激发我在”五四”过后仍然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又到”五四”时，又见到各种评论对”五四”精神的片面的理解甚至于误解。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也许这些精神都有，这些说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都是正确的，在1919年的中国青年，正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才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希望通过民主与科学救国，而救国在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可以说，爱国是动机、民主与科学是方法、反帝反封建是当时的具体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通过强国实现伟大的爱国情怀。

爱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方法和行为上，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爱国，这是1919年“五四” 后永远应当追问的主题。青年爱国这是当然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比任何年龄的人更加爱国，但是，爱国一词，在很多庸俗政客的口中简单地等同于“维护稳定、专心读书、做好本职工作”，媒体挑选的青年学子的发言往往是千篇一律：“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踏踏实实地做事，要把爱国热情化为行动。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仿佛思考问题、谈论国是，特别是批评政府和社会就是不踏实、尚空谈。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仰望星空》。人民日报同时重提了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在同济大学的即席演讲中的一段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两年前的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同学们时说：“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实现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教育是基础。只有人人都能接受比较充分的教育，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提高，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可以说，温总理说出了“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要义，民主的本质是“批评和监督”，科学的本质是遵循“规律”、“鼓励创新”，如果简单地概括其要义，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批评与质疑。就是以民主的精神批评和监督政府，以科学的精神遵循科学规律—--这必然要求破除迷信、打破陈规、敢于质疑，才能有所创新。

而这些，都不是仅靠“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所能实现的。古人尚能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何况是当代青年呢？今天虽然已经不是革命年代，但是，追求科主与科学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如某些评论所言，“五四” 精神和爱国主义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那么，所有的人在反右的时候踏踏实实反右、大炼钢铁的时候踏踏实实炼钢、社教的时候踏踏实实批判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新中国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青年人的参与，一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就只有一位先知先觉的明君和“踏踏实实”听从的大众，但历史证明，是人民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是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热血青年喊出了历史的先声。

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对学生的教诲是，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如果只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读好书，就不会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中国就只会培养一代代奴才，历史就会停滞不前。

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问得好：“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敢于批评敢于质疑的人同样是对祖国最忠诚的人。最近，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行径，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要百倍珍惜这种激情，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新华时评：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些提法，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国家尊严受到挑衅的时候，不能为了国家尊严牺牲对外开放、更不能因为国内或者外国的某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的行为而引发对某一民族的对抗----这种对一个民族的偏见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在这个时候提醒民众理性爱国、无疑是正确而及时的。但也决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

我同意这样一种客观的说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司徒望：办好自己的事未必爱国）

在当前维护稳定，“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些主要任务而认为“五四”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仅仅止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还要“经常地仰望天空”，“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干好本职工作”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这些“脚下的事情”，忘记了“五四”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批评与质疑，不仅要批评与质疑国外的反华势力，而且还要敢于批评与质疑国内一切有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才能使这种振兴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与快乐。（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如何看当下中国的躁动心态？（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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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 /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　（2008-05-09）

　　最近几年来，北京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期，所以必须不失时机、集中精力去追求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这一战略判断的主要依据显然是国内现状和世界大势，但对于背后深层的历史意识，外界都不大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现在集体追求的一切，在极大程度上都受到强烈历史感的驱使。所谓的“百年不遇”，显然隐含着对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受辱历史的记忆。

内心深处的历史意识

　　用历史的长焦距来审视当今世界的大千万象，这是当代中国人最为突出的思维定势，决定着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角度以及对外界作出反应的方式。可是，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接触时都有意或无意地予以忽视，那些急功近利的年轻政治领袖们似乎也是不屑一顾。这不仅导致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判断流于平庸和肤浅，而且更使他们无法高屋建瓴，制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对华政策。

　　当中国贫弱之时，欧洲尚且有戴高乐那样高瞻远瞩的领袖，能够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民族心理，能够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可是，在中国正在崛起的今天，欧洲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找不到一位让中国人感到尊敬、同时又能够为本国谋取巨大和长远利益的杰出政治家。

　　不妨再次指出，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实，从历史的角度期待和追求未来，这是中国政府乃至民间在面对内政外交事务时的集体心态和自发意识。就如最近闹得纷纷扰扰的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传递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态度之所以出现尖锐的分歧，中国民众之所以对西方政界和媒体的言行作出激烈的反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带着深刻和敏感的历史记忆，另一方却对此毫无知觉或者根本就毫不顾及。撇开历史谈西藏问题的是与非，或者用部分事实来否定全部历史，这种对话当然无法做到冷静、理性和公平。

　　至于北京奥运，中国人的看法和期待同样充满对历史的觉悟和历史的沧桑感。“百年奥运”、“百年盛事”、“百年梦想”，这些绝对不是随意喊出的口号，而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历史潜意识的流露。有人也许会质问：为什么中国把自己的民族觉醒与振兴寄托在世界性的体育赛事之上？当然，人们有理由批评这种做法也是“奥运政治化”的表现，但这种政治化的倾向毕竟不同于故意损人利己的行为。

民族心态也决定于外部态度

　　笔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举办当局应该用平常心办一场平常的奥运会，无需表现得如此在乎、热情和心切。这是一个善意的愿望，但笔者也深知中国现在之所以缺少平常心，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面对外部世界的自信心。假若这次奥运会能使中国重新拾起丢失百年的民族尊严，也许将来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包括面对外部世界的批评、指责和压力时，中国就能够从从容容地以平常心对待。

　　如同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样，目前还处在工业化早期进程的中国，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显然还处于躁动之中，民众的心态远远没有沉淀，政府官员的言行往往也比较毛躁，这一切都是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时期的必然表征。若从已经定型了的发达社会观之，很多人对中国的种种现象都会看不顺眼，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西方国家的进步史早已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整体心态如何，既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本身的进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外部世界看待它的态度和对待它的方式。中国非常在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否尊重和接纳它，这表明它面对外部世界时怀有求同的期待。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究竟是应该不断地刺激、伤害和激怒它，还是应该友善和真诚地予以鼓励和帮助？

　　对于北京奥运会，中国人的心态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却是深刻的民族自卑情绪。在这种矛盾心态的作用之下，中国对外界不友善、乃至敌意的言行，特别是此次以西藏问题为借口干扰北京奥运会的言行，都会感到极度的敏感，所作出的反应也只会是激烈、过激和敌视的。就如李光耀资政近日接受彭博通讯社专访时所说，“西藏事件到头来让真正关心的人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中国，以及一个人民全情支持奥运并对西方媒体打压极度怨恨的中国”。

应该激怒还是应该鼓励？

　　但不幸的是，国际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甚至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谁也不能否认，部分中国人确实有强烈或者极端的情绪，但这是否就是排外、仇外情绪，是否应该让全体中国人都背上“民族主义”的标签？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外界看待中国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人看待外界的态度。如果不断声称中国人的爱国举动就是民族主义，那么，他们就真有可能拥抱极端的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心态确实还不够平静、不够稳定、不够成熟，但只有找到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不是轻易地贴上政治标签，甚至予以妖魔化，中国才能逐渐地以平静、理性和优雅的姿态与世界相处。

　　那么，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都应该设身处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平心静气地审视现实。“百年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在西方列强面前没有感受到被真正地尊重、被平等地对待过。即使在经济崛起、社会持续进步的现在，也一直没有摆脱西方的偏见，领土完整不能被尊重，“民主”、“人权”和“自由”被当作羞辱中国的工具。在这些压力之下，中国的民族心态何以平静，又何以不被扭曲？

特稿：中國兩相競爭的民族主義 (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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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社記者紀軍編譯報導／哪一種中國處於兩相競爭的民族主義將會在8月份舉行的奧運會表現出來？是感到委屈、自衛性的民族主義，還是充滿自信和自豪感的民族主義？

國際先驅論壇報5月5日發表華盛頓大學伊里亞德國際事務學院政治學和國際事務教授、對華政策項目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撰寫的文章指出，中國社會所體現的兩種民族主義類型，折射出一種更深層的雙重特性：一個是恐外型，它根植於中國人民過去所經歷的種種屈辱；另一個是更加國際型，它隨著全球化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而形成。

文章稱，最近幾周，當北京奧運聖火在全球傳遞過程中屢遭麻煩時，世界已經看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致命形式。當中國觀眾為三大洲發生的親藏獨和反中國示威而深感震驚和受傷時，而由此引發的在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社區出現的反西方的謾駡抨擊和遊行示威，也讓世界感到驚訝。

雖然，這些不會成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或尊嚴的一部分，它也不是所有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代表，但世界應該為更多的這種恐外行動在後續運動中――有可能會在奧運會期間――爆發作好準備。

那麼，這種民族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它飽含委屈的情緒已深深紮根於過去歐洲殖民國家、美國會傳教士和日本侵略者所帶來的侮辱中，它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這個時期在今天中國官方教科書中被稱為“羞辱的世紀”。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1902的反美抵制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1934年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其他類似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直到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能夠利用這些強大情緒並在1949年奪得政權。

文章指出，國際社會需要深入瞭解中國的這段歷史經歷，瞭解中國社會和集體精神中存在的這種情緒。

它代表現代中國共產主義國家的存在理由，中共獲得政權時便承諾實現國家統一，恢復國家尊嚴和永遠不再允許外來侵略，堅決反對“分裂”中國的企圖。

五十多年來，政府的宣傳和灌輸已經在民眾心裏埋下了這些信念。這就是為什麼西藏問題、臺灣問題和新疆問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這根神經。中國人的一部分心態對外國批評聲音的“門檻”很低，不能容忍出現“丟臉”，以及自我意識較少則是海外民族主義為何爆發的原因。

沈大偉在文章中介紹稱，他的一位中國同事最近指出，目前的極端民族主義也受到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不滿和怨恨等情緒的刺激。停滯的收入、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官員腐敗、嚴重的貧富分化、環境的惡化、道德出現真空，以及一種對中國的霍布斯經濟體系失去根基的深刻感覺。

在某種程度上，政府正尋求把這些社會挫折感轉向民族主義，讓它遠離這個共產黨國家。

幸運的是，最近幾周我們所目睹的那種感到委屈的民族主義情緒，只是中國人集體精神的一部分。它的另一方面就是被形容為中國的“自信民族主義”。這種更加自信的中國民族主義仍在進一步推進著，與那種飽含委屈的民族主義不安地共存著。

在中國，人們談論和感受更多的是流行的愛國主義心情緒，而不是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有其取代過去的現在和未來根源，是為過去59年來共和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感到自豪，也為未來中國繼續面臨的無數挑戰保持謙虛謹慎。

文章指出，這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不是帶有狹隘和恐外心理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有許多城市人群和知識份子參與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新角色，享有世界強國的新地位而充滿自豪的民族主義。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它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它經歷了引人矚目的社會經濟轉型，已讓兩億多人口脫貧。它為解決諸如朝鮮這樣的國際熱點問題貢獻力量，它為維護世界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是中國理應慶祝的奧運會。相反，中國卻冒著讓惡劣的民族主義揮霍其聲譽的風險。如果在奧運會期間，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地自我失控――無論是中國運動員在比賽中是贏是輸――都將成為這個國家的一次公關失敗，讓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其“和平崛起”受挫。

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繼續顯示出它的不安全，而不是其自信一面，那麼其他國家將會據此調整其對華政策，而不是贏得世界的尊重，而且中國也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那種它經常譴責的“圍堵”政策。

沈大偉在文章最後寫道，2006年，他坐在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過奧運會的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看到在世界盃上德國隊擊敗阿根廷隊時興高采烈的人群，見證了德國那種自信但不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

“我在想，中國人能否在2008年奧運會上展現出同樣的自控呢。在八月份我們將會看到答案。”

为何中国重大改革往往失败？——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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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NEWS.COM-- 2008年5月7日20:54:2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马立诚、雷颐／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马立诚（退休前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

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

马立诚：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

历史上，文化弊端是怎样阻碍改革的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的。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中国历史上缺少妥协精神，而改革恰恰需要妥协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雷颐：妥协的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拒绝改革，严厉镇压维新派，是清政府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我在《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你刚才也说，恐怕不只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转载自天益网）

中美两国人当官的过程竟然完全相反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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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NEWS.COM-- 2008年5月7日20:5: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佚名／近日接待一位美国朋友，我们一起聊起了中国的两会和美国的选举；说这两者实际都是官的重新就位，所以它是相同的。然而同样是当官，中美两国的当官过程竟然决然不同；因为美国人是自己要官当，所以他们是自己公开竞选而当成的官。而中国人却是组织上要你当官，所以不到公开宣布是不知道谁会当官的。

　　是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火朝天，美国人都知道是谁想当；因为他们是公民投票，只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才会有人投你的票。再看我们的人大会议也是热火朝天，但却不知道有谁想当什么官；因为我们是组织任免，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知道的。

　　我曾在一家美国人的单位任职，发现有一位华人很称职；于是我向高层提议提拔此人。谁知负责人是个美国人，他说‘这个人自己都不想当官，你凭什么提拔他；这不仅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原来美国人首先是你自己想到什么岗位，然后才有人评估你是否胜任。如果你胜任工作，但本人没有意愿；同样也不会有人违背你的意愿而强加于你；这就是美国人的当官过程。; d ~0

　　而我们是组织提拔，所以组织直接发文；如果你自己想当官，组织上绝对不会提拔你；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谨慎’，越是不想当官的人；组织上就会坚决提拔。如我们武汉市有一家残疾人企业，厂长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家一致拥护一位能力与人品都不错的人为厂长；当然他本人也愿意带领残疾人创造财富。然而同时上级领导也任命了一位外来的厂长，结果两个厂长在一个单位同时出现了。按照我们的想法，谁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肯定谁就应该留任。然而那位被群众推举的厂长虽然当时就创造了效益，还是因为‘无法无天’和‘目无法纪’而被强制性罢免和下岗了；而那位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厂长，虽然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但因为是‘红头文件’任命的，自然坐在办公室里享受他的待遇；这就是我们的当官过程。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美德是‘谦虚谨慎’；在领导面前愈‘谦虚’的人就能愈得到重用。而那些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人，自然是领导入另册的人。而美国人刚好相反，他们是越不谦虚的人越能当官；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中国研究生到美国某研究所工作；当时因为这里的所长是华人，所以上班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一下。而他的实验室主任刚好有份实验计划，就要这位研究生带给所长。当这位所长从这位研究生手中接过实验计划时，问了这位研究生一句‘这个实验计划咋样’；谁知这位刚出校门的学生说‘不咋样’。所长当时就说，‘如果你是实验室主任，你又会如何编制这个实验计划’；这位学生就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

　　听了一会儿，这位所长要这位学生当天晚上写出一个书面实验计划第二天交给他。当然第二天这位学生的实验计划交上去了，他也没有当一回事；继续干他自己的事。谁知很快所长就通知他，说他成了实验室主任；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成了他的助手，使他好半天都没有明白过来。后来证明这个体系依然和谐，他当实验室主任很称职；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当助手也很全心全意，使他们创造了不少的成果。

　这使我想起了当初我的一些事，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某部机关工作；由于我很多知识超前而且我又喜欢外露，竟然在会上纠正领导的事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高层领导很不高兴，我就从高层建筑到了基层工作了。而我在基层依然如故，1989年就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企业质量效益型的内涵与行为’文章；谁知当时的领导很恼火，说我是‘不务正业’；因为这是领导总结的事，我不应该超越领导而擅自发表。于是强制性地把我调出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单位去做具体工作。后来某单位效益不行，要我去当全质办主任；于是原来的全质办主任成了科员，结果不仅不配合工作；反而处处充当破坏，使我的很多竞争性的方案全部被别人先偷走了；因而很多招标或竞争总是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当官之道。

　原来美国人是自己能够公开要官当的，只有表面要当官的人才能当官；因为他们当官虽然也要批准，但却是公开的竞争行为。所以美国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当官，但美国人想当官的人却不多；尤其是政客总是极少数人。中国人是不能公开要官的，越想当官就动机不纯；所以组织上就越不考察你。所以中国人是越不想当官，组织上就越要你当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知道‘官’的帽子会降落到谁的头顶。然而中国人当官如此神秘，却人人都想当官；于是大家都装扮成‘不想当官’的样子给领导看，骨子里希望‘官’降临自己身上。所以中国人是人人都是政客，个个都想当官；这就是中美两国人当官的不同过程。